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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工行上市，姜建清享受到了辉煌一刻。他的名字经常和许多“最”联系在一起。工行总市值超过1万亿元，成为A股市场最大的上市公司，并跻身亚洲最大、全球前五大上市银行。除此之外，工行“A+H模式”是对传统体制和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将促进工行实现完全市场化经营，并把中国银行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行动推向新高峰。“A+H”创造25项历史记录。
银行业的改革万众瞩目，驾驭这样的航母，姜建清不可能轻松。他曾经吐露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希望和忧虑，“银行的改制方案包括财务重组、成立股份公司、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乃至上市等内容”，但是，“完善公司治理才是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核心”。“外界如果以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过程，就会很失望。改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战争。”
姜建清的棘手难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工行内部的重重矛盾，如何协调好员工对领导层的种种不满。自1997年起，工行开始撤并营业机构，精简营业队伍。到2005年，员工人数为36万人，比最多时足足少了35%左右。姜建清的目标是，继续“压缩二线人员规模，调整充实一线”。为了冲销呆坏账，工行每年利润中的大部分被提留,这意味着员工的奖金福利大幅缩水。
这都使姜建清饱受指责，但他极其坚韧地推行改革，上市无疑是阶段性的胜利。不过，姜建清说：“我不认为改革有什么突破点，很难想象一个东西突破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搞商业银行就是跑马拉松，不是100米跑得快一点就行了，而是要持续地跑下去。” 上海加快推进金融中心建设，不仅利于中国金融的发展，而且对防范全球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风险也有重要作用。
说话语速不急不缓，略带一点上海口音，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媒体眼中的形象向来是严谨和低调的。
2006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完成了在香港和上海两地证券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超过1万亿元，创造出当时全球最大IPO。这次发行同时创造出了多项纪录：首只在香港和内地市场同步同价上市的股票和A股市场上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等。
2008年5月，姜建清出席了“2008陆家嘴论坛”。长期的银行工作经历和扎实的理论基础成就了他对中国银行业的敏锐的洞察力，对市场和风险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针对去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姜建清认为：“次贷危机作为亚洲金融危机后影响最为深远的金融事件，已经用一种令人记忆深刻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金融领域风险的集聚、风险的传染和风险释放的长远影响。”
金融风险是不分国别和制度的，任何国家、地区一旦放松警惕，疏于防范，随时可能会感觉到风险爆发的切肤之痛。
华尔街投行高盛在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预计因次贷危机导致市场动荡带来的全球信贷损失将达到1.2万亿美元，其中近40%的损失将来自华尔街，包括银行、券商、对冲基金和政府支持企业在内的美国借贷机构，在计提贷款损失拨备后将蒙受大约4600亿美元的信贷损失。姜建清认为，次贷危机并没有过去，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次贷风波所带来的阴霾更不可能马上消失，在现代金融风险、金融创新、债券评估、信息透明度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引起了国际金融界的深度关注，并迫切需要改革。“全球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方式都面临着重新调整和审视。”
在国际市场巨大的不确定性前面，工商银行以其对待风险一贯的谨慎态度，躲过了次贷危机这场“浩劫”。在今年3月工商银行的年报发布会上，工行行长杨凯生介绍，该行共有次贷支持债券12.26亿美元，累计计提的减值准备是4亿美元，“计提的拨备比上我们浮亏的金额，比例是112%。对于2007年末我们所拥有的次贷浮亏，全部都覆盖了。” “很多人都把次贷危机归结为不稳健的信贷风险管理，失去监管的金融创新导致了这种传播，甚至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未能很好履行他们职责的评估、评级等，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不平衡的金融市场结构对这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姜建清表示。他认为，从现在全球债券市场的结构来看，美国的债券市场占比过大，实际上不利于全球的投资者有效地分散风险。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07年年底，美国的国内债券余额占全球国内债券余额的43.1%，同期美国的国际债券余额占全球国际债券余额的比例高达20%。这样可以看到，实际上全世界投资者把他们的钱都放到了这个交易规模大、流动性好、过去收益也不错的，又被认为是风险管理严密的美国的债券市场。
“我们把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姜建清称，结果这种不平衡的市场结构加剧了美国债市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转移。由于当前中国所持的外汇储备以及商业银行、企业，包括居民手中持有的外汇资金巨大，这给我们维持和增强中国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带来了巨大挑战。姜建清指出，当前国际金融面临着新的巨大的挑战在于，全球金融总量的规模是全球实体经济总量的十多倍，我们正面对着疲软的美元、肆虐的通胀和脆弱的市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所下降，其担负的国际货币职能不断被削弱，美元的贬值助推油价、金价、粮价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全面上涨。可以看到，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三重内涵，全球储备资产的安全、汇率制度的稳定和物价水平的可控，均已受到了冲击。
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也面临着挑战。监管当局选择用从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
姜建清指出，在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通胀压力显着加大的背景下，各国的货币政策取向却有所不同。美联储连续的大幅降息，欧洲央行降息的可能性降低，英国央行两次降息，日本央行被迫放弃加息的念头，注重各自利益和眼前效果的货币政策，不仅使恢复全球市场信心的作用大打折扣，而且将引导全球大量过剩的流动性，跨国投机，也蕴含着下一轮资产泡沫的产生。上海加快建设金融中心，对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姜建清明确提出，对金融中心地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发展主导权和金融资源定价权的竞争。姜建清认为，这解释了为何各国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争夺日趋白热化。上海加快推进国内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有利于中国金融的发展，而且对防范全球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风险也有重要的防范作用。
姜建清说，现在很多关于次贷的讨论都把注意力放在怎么完善一个旧的市场，其实，也应该更多关注怎么建设一个新市场。
“从很多年以前来看，在全球股票市场，新股的融资基本上在美国完成。这些年A股市场和香港股票市场发展，我们最大的IPO——工商银行210亿美元的筹资，就在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完成的。”
姜建清认为，应对当前系统的市场风险需要双管齐下。“为了应对挑战，我认为中国的投资应该更加注意投资区域的多元化、产品的多元化，并且快速发展中国的本外币的债券市场。”
一方面，中国的投资有必要改变投资区域过于集中于美国债券市场的现状，在更多的经济体发现和挖掘投资机会。为了降低单一市场波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债券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姜建清表示，中国应当加快建设和发展一个高效、有深度和流动性良好的国内债券市场，未来也有可能将其发展成亚洲的债券市场。随着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认可度不断提高，公司债的发行上市和上证所固定电子平台的开通，上海的交易已经稳步前进。但跟全球市场相比，中国市场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
另外，中国有必要适当调整币种结构，减少美元资产带来的汇率风险，并且将投资方向适当地转向国际商品市场，增加中国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增强中国投资组合整体风险的分散程度。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姜建清指出，需要从细节入手，时刻注重控制风险，一要循序渐进；二要稳健。通过细致地识别新目标市场和新目标产品的潜在风险，并采取前期小幅介入的方式积累经验；三要注重整体规划，完善整体产品之间的关联；四要建立良好的监管制度、透明的信息披露和科学的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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